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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保民生”成为主要的讨论议题之一，就业、三农、医疗、教育、住房都列入了“保民生”的范围。尤其是当房地产未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后，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就格外的引发了社会的重视。

四万亿投资中已明确用9000亿元投资用于保障性住房，北京市也提出今年要保证850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性住房似乎不但是“保民生”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扩内需、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什么是保障性住房却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保障性住房的概念混乱，不但混乱了政策的执行，也混乱了民众的观念、混乱了市场与政府的责任、混乱了市场交易的规则、混乱了民众的预期。因此可想而知，是不可能像政策制定者的初衷那样发挥预期的良好的保民生的作用的。

在部分的地方政策文件中将保障性住房种类规定为：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两限房），也有的扩大到棚户区改造和政策性租赁用房。但相关的法律文件中如《房地产管理法》和“55号令”中，只将房屋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划拨土地上建设的住房，这类住房应是政府行为的内容，应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国务院另有规定”的范围之中，如廉租房（对廉租房全社会都没有争议和反对）；而另一类则为出让土地中的商品房，如两限房。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讲只有划拨土地中的住房可以用政府行政命令或行政法规的方式用于建立救助式的保障性住房。而出让土地中的任何住房政府都按法规的规定无权将其列入保障性住房的范围，如两限房、政策性租赁等，更不应该对商品房指手画脚，《价格法》也并未授权地方政府有价格干预的权利。

出让土地上的商品类住房至少不能说是政府收取了应收的土地70年租金之后，又带上了保障性的帽子变成了政府指令性或半指令性的特殊产品。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从来就没有正确过，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如今又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两限房戴上了保障性住房的帽子，但银行等部门的相关文件并不承认其非商品化的特殊性，地方政府也并未按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给以税费收取的减免，但却严格的限制着销售与再转让的环节，成了商品房中被套上政府枷锁的怪胎。